对此等华章，注《庄》大家自然不会轻意放过。

[144] [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向思的事情》，第76页。中国的问题是从古走向今、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个讲法属于冯先生思想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系统建构新理学的阶段，从时间上说是早于港台新儒学的。

[68] 在林先生看来，生活世界的开显不是一简单的良知呈现所能替代的： 当代新儒学所强调的良知学（牟先生用智的直觉一语称之）却接近于将超越的神圣性以本质化的方式内化于人性之中来处理，并以为此人性之本质即具此超越的神圣性，这便是将人做一抽象而孤离的处理，它使得人性与具体的生活世界无关，即或有关，亦只是空洞而抽象的关联而已。[101] 这仍然是传统哲学的形上-形下视域。按照前现象学的思想视域，超越一般指的某种超越性存在者（理性形而上者、神性形而上者）。关于公民儒学，林先生已经出版了相关专著多部：《契约、自由与历史性思惟》（1996年1月第一版）、《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1996年3月第一版）、《道的错置：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本困结》（2003年8月第一版）、《儒家伦理与社会正义》（2005年10月第一版）。程志华先生曾经在他那篇评论林先生关于治疗异化问题的文章中提到，林先生的思路是从意义的治疗到存有的治疗[27]。

二、儒学现在也要与这些东西捆绑在一块。你刚才也谈到的现代新儒家的那些问题，其实那些问题都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也许可以说是儒家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对社会政治的中国士大夫特有的批判精神。

他并认为此礼治和法治两套对于治国者是不可或缺的。儒学者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不仅不能动摇皇权专制，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巩固了皇权统治。孟子有句常为人们所称道的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因为他要以天下为己任，而批判那些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的诸侯君王。《周易·系辞下》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自孔子以来，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政治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

它是由于儒家始终抱有的对天下国家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产生的。孔子认为，假若有人用他治世，他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

谏官之设，历代不一，如汉唐有谏议大夫，唐又有补阙、拾遗，宋有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子思认为能经常批评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孙弋为此解释说：只有像子思这样的士君子敢于对君王提出批评意见，这正因为他们是不追求利禄和爵位（金钱与权力）的。这或是历史之必然，不应责怪这些抱有善良理想良知之大儒，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可歌可泣的

[32] 政治民主是为保障公民个人自由权利而设置的，自由永远是目的，绝不能沦为一种手段。众所周知，儒家从孟子开始就提出了良知概念，[37]而后发展到阳明建构良知本体的心学体系完成了传统儒学对良知的理论解释，再到现代新儒家张君劢、牟宗三等也继续以良知为本体建构现代儒学的理论体系。[32] 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22页。[⑧]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40页。

其中，中国正义论[28]虽然探讨的是正义问题，但在批判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的过程中已经揭示了现代政治自由的生活渊源。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旨在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笔者也将继承这一观念，建构良知自由为核心的形上自由观念。正是因此，生活儒学具有鲜明的当代主义思想特质。

（参见《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所以，黄先生指出：正义原则的确立并不是基于一些哲学假设，而是源于生活的实情和作为一种生活感悟的正义感。因此，本源自由与主体自由并不冲突，而是将主体自由孕育其中并使其得以可能，二者之间是一种哲学上的奠基关系。[35] 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第33页。不难发现，我们通常所指的自由是以某种主体为前提的，不论是经验生活中的政治自由，还是哲学上讲的意志自由都是如此，也就是主体自由。[⑨] 对此，或许有人质疑这种无物且非人的生活是否会将一切主体（人）排除在生活之外。

所以，自由儒学对自由的阐释既不是各种西方自由理论的中国版本。[15]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235—236页。

[22]《孟子》：《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在这个意义上，本源自由确实还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更不是一种作为现实价值追求的自由。

3、政治自由 自由儒学的最终要落实在现代政治自由的发展问题上，笔者希望通过对政治自由的儒学阐释，为现代政治核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儒学的思路。超越民族国家乃是更好地发展个体自由的必然趋势。

） 进入 郭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自由 。这表明中国正义论虽然是通过批判罗尔斯正义论而建构的，但并没有否认个体自由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即是自由表明如此这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但我们依然不能据此否认本源自由观念的积极意义。

主体意志乃是将生活对象化的结果，然而本源的生活并非任何主体的对象。[27] 郭萍：《〈周易〉对当代儒学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9页。

所以，笔者提出自由儒学的理论构想尝试对自由问题进行一种系统的儒学言说。例如，祁克果认为自由就是指生存的可能性，但他所讲的生存的可能性却是上帝恩典的涌现，而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主体性观念。

其实，当代西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念与本源自由观念多有相似。概括说来，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生活儒学以本源性的思想视域超越了传统形上-形下的思维模式，找到了一切主体性观念之渊源和古今中西对话的共同场域。

事实上，历代儒家所言说的形上自由观念无不是对本源仁爱良知的对象化理解，这在思孟心学传统中尤为突出。[19] 哲学上的主体概念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涵义：1承载者、基础。[31] 这种基于儒家立场的生活的实情就是本源的仁爱情感（仁），生活感悟就是良知（义）。[⑦]因此，这个本源结构也就成为生活儒学一切的秘密所在。

2、良知自由 良知自由是自由儒学力图构建的形上自由观念。[25] 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70页。

[15] 我们知道，哲学上讲的意志自由作为绝对主体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等一切相对主体自由的本体依据，然意志自由也源于生活本身的本源自由，那就说明本源自由是一切主体自由的渊源。自由儒学将阐明现代政治自由的实现不是孤立个体的理性为前提的、冷漠的利害计算的结果，而是以仁爱为本源、以个体良知为根本依据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

其实，这一观念表达的无非是生活本然如此的开放状态。[30]作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代表，罗尔斯所说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正是一种现代政治自由的规范系统，这本身就是一种形下自由的建制。